刚过去的这周，大部分杭州人都被“解放路新华书店”刷屏了——经过410天的重装修整，它回来了。

　　为什么杭州人要激动？特别是老杭州。这是一个地标的回归，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被大家挂在嘴边的地名——官巷口。

　　官巷口，曾经杭州绝对的市中心。或许有新杭州人和00后会问：杭州市中心，不是武林广场吗？不是钱江新城吗？不是湖滨商业区吗？

　　仲向平，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一个讲了一辈子杭州老房子的人。在他看来，官巷口就是以解放路与中山中路交叉口为中心，东抵中河路，西至浣纱路的一带区域。他形容，那个辰光的杭州解放路，就像是上海南京路，包裹着坊巷里弄的官巷口，很像《繁花》里的“黄河路”。

　　这里曾经矗立着浙江省最大的银行；百年奎元馆接待过蔡廷锴、梅兰芳、竺可桢、盖叫天等无数名人——杭州那个时候还没有被调侃为“美食荒漠”；这里有过杭州人结婚一定要去逛的食品商店；找对象一定要约的电影院；以及逢年过节家有喜事时，姆妈必须要光顾的一连串老字号；就连如今网红扎堆的巷口也曾是浙江省电话局旧址、浙江省现代通信事业的发源地……

　　记忆里可以拉丝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官巷口有杭州最早的新华书店，那座气派的转角砖石三层建筑曾经是浙江省最大的书店，更是杭州百姓最大的精神粮仓。

　　元夕，正月十五之夜。宋朝杭州城的元宵却是从正月十四就开始了，持续到十六。

　　而对辛弃疾来说，喧嚣和繁华扑面而来，在一阵阵香雾热浪里，心头升起的却是落寞和迷茫。那一夜，被他写入了《青玉案·元夕》。

　　南宋临安时的花市，在现在的官巷口一带，《梦梁录》里有载。当时的官巷花市，不仅仅出售花卉，还售卖“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

　　伎艺人都拿出了绝活，舞队达千人之多，男伎扮的女舞者“珠翠冠儿完美体育网站，腰肢纤袅，宛若妇人”，梦梁录中写，各社不下数十。其中南宋盛行的傀儡戏，就是现在的木偶戏，仅在官巷口和苏家巷两处就集中了二十四家。

　　“节食”是小贩们向市民大肆兜售的糕点果食，买卖昼夜不绝。城中心的每个坊每个瓦子都有特色吃食，官巷口一带的寿安坊有十色沙团，再远一点的就可以去众安桥买澄沙膏、十色花花糖……

　　只是，杭州城里的市民吃食物的劲头，没有看买上元节食的兴趣大，宋代城市的夜市已经进化到能满足市民阶层的娱乐性文化，就有点像如今的杭州小热昏，贩卖加点伎艺，单单吃一块梨膏糖当然不如听一段小热昏再挑几块糖带回去来得快活。

　　朝代更迭，官巷口一带的寿安坊仍是张岱等明末才子打卡地，这200多年就像被大量抽帧，一下子跳了过去，地方还是那个地方，热闹仍留三分余烬。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今寿安坊两岸多卖花之家，亦其遗俗也。”到明代，花巷的南宋遗风犹存。

　　上溯北宋以前，杭州的商业街区仅今官巷口至羊坝头一带。在南宋典籍记载中，当时御街可分三个区域：南面以皇宫北门和宁门至清河坊、羊坝头为一区；中间以官巷口为中心是一区；北面以众安桥至贯桥为一区。官巷口至羊坝头一带仍为主商业街区，据文献可考的商店即有120余家。

　　从小巷东头往西走，路过转角，在清末，则是一家颇具盛名的藏书楼“杨氏丰华堂”。每日清早，杭城各家书商书贩，都会挑着书担，将到货的新书、旧籍无一遗漏，送至此地。

　　近代图书馆学家洪有丰曾这样评价：“浙杭藏书家首推丁丙氏八千卷楼，次之即为杨文莹氏。杨氏之藏于丁氏同时，今已历两代。”

　　杨文莹（1838—1908），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编修、记名御史、贵州学政。工书法，书宗宋四家，笔力瘦劲，有铁画银钩之势。

　　1900年，杭州郡绅创办杭州藏书楼，1903年扩建为浙江藏书楼，即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杨复任监理，主持馆务。用现在的话来说，杨复就是早期“浙江图书馆”的馆长。在他任职的6年里，订立了浙江藏书楼藏书、阅书、借书各项规章，还曾手编《浙江藏书楼书目》甲、乙编二卷，记录图书69990卷、35000册。

　　和浙江藏书楼相比，杨家自己的丰华堂也不遑多让。1921年后，藏书高达四万七千余册，雄踞一方。

　　每天杨复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坐在书房，一一翻阅书商们送来的书籍，决定取舍。杨氏父子两代，积数十年的搜罗求取，使得丰华堂“插架充栋，都人艳称之”。杨复本人也曾立下豪言壮语，除各类藏书外，还要尽收全国方志，先杭州、后浙江。

　　回杭州省亲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听闻此事，立刻请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南下，与杨复商议后，清华共购置丰华堂古籍42653册，以34000块银元成交，历经一个多月的清点、装箱到运输，80大箱书籍被送到北平。

　　受其影响，居住于此的藏书家诸宗元及其邻居王梦曾的万卷古籍字画均化为灰烬。诸宗元虽不及杨复，但他每到书市，也必定购书归去，“竭十年之力，得书数十万卷，宋代文籍尤所笃嗜……”家中，不仅有吴昌硕的印刻、书画，还有黄宾虹绘制赠予的《红桕山庄图》。

　　1927年，杭州准备在官巷口一带拓宽马路，限令沿街各商号从“初六起至十五日止”，拆进房屋，让出路面。虽铺路的石子、泥沙均已准备，但沿路商家动作迟缓，拓建一度陷入僵局。

　　由于官巷口两侧均为中式砖木结构店铺，狭窄的街巷，让两旁店铺挑出的雨棚或者幌子几乎可以在空中相接。一家着火，烧成一片。有记录称：“官巷口每年必有火灾，商店于火后重建，必须自动退后三尺。”

　　1929年的大火，从官巷口的西边通过空中的雨棚和幌子延烧到东边，也让官家趁机启动道路工程。路被拓宽至8米，更有百余家店铺拆除重建。

　　杭州逐渐形成了五处商业市场——城站为东市区，新市场为西市区，江干为南市区，湖墅为北市区，鼓楼至官巷口为中心市区。

　　开阔的道路，带来了便利的交通，也开启了新一轮的繁荣。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有统计，鼓楼至官巷口一带，共有银行14家，绸庄布店、百货杂货、鞋店等工商企业共352家，当之无愧的杭州CBD。

　　邵芝岩的毛笔、王星记的扇子、孔凤春的香粉……外地游客逛了西湖后，是一定要去官巷口购买著名的“五杭”特产。

　　不少有眼光的商人敏锐地觉察到该地潜力，比如著名银行家金润泉，他看准时机，将地产投资从传统的商业闹市中心清河坊转移至官巷口一带，购买了连片的三层楼店屋。

　　商业大鳄蒋抑卮也于官巷口的积善坊8号置办房产，建造了一幢五开间四层的西式大楼，堪称私宅第一。

　　蒋抑卮是鲁迅挚交，蒋宅曾保留鲁迅信札数十封，新中国成立后由佣人看管。佣人不识字，加上吃酒糊涂，全部作废纸处理称给旧货商人，此为后话。

　　彼时，官巷口出现了不少中西建筑风格交融的店铺，铜饰大窗、落地玻璃、蜡打木地板……成了路边靓丽的风景线年，趁西湖博览会扩大影响的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和中华书局杭州分局决心耗费巨资，由保佑坊迁至官巷口，另起高楼。

　　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波折——1946年的《东南日报》上登载了一条“商务印书馆收回房屋”启事。杭州沦陷后，商务印书杭州分馆新楼曾被日军侵占。

　　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新楼是一幢钢筋水泥结构、建筑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三层五开间转角大楼，楼后还有三进砖木结构青砖小楼完美体育入口。

　　这三进青砖小楼原为适庐，是《三句不离本杭》的作者阮毅成的旧宅。儿时承欢祖母膝下的他，直到11岁在上小学读书，当时家中已迁到青年里。这块地是阮父1914年买的，位于青年路（北伐前名杭县路）与迎紫路（现解放路）转角。

　　眼见迎紫路渐成气候，隐隐有杭城门面担当之象，当时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的负责人就与阮父商量，将在平海路购得的一块空地再加上1.4万大洋与适庐作交换。

　　于是，适庐在1925年秋迁到了刚刚建成的新址上，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则于1935年开业。

　　当时，中华书局也相中了距离商务印局馆杭州分馆不远的一块地。1935年，中华书局杭州分局从商人蒋甘棠手中以每月160元的天价租下官巷口的地以造屋。租赁合同中，蒋甘棠特地规定，房子由书局建造，20年后房子归他所有。这座前三层后四层三开间的街面营业用房共耗费3万大洋，每层窗户的铸铁窗栅上铸有“中华书局”字样，非常具有设计感。

　　但历经了8年抗战后，昔日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龙头老大和老二，虽回到迎紫路上相守为邻，但都元气大伤，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部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化为焦土，就连另辟专室珍藏善本的涵芬楼也未能幸免，几近灭顶之灾。

　　在敌人看来：“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商务、中华与开明等几家书店，抗战期间辗转敌后坚持图书发行，尤其是中小学课本的供应，使全省城乡（包括半沦陷区、阴阳界地区）各学校都能及时开学或及时复课。

　　1949年5月，杭州解放。1950年，商务、中华、开明、大东、三联等五家书局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后并入新华书店。

　　在仲向平的记忆里，从笕桥机场开始，就有一条相对固定的迎宾路线，行进到官巷口一带，会形成一个高潮，少年儿童手持鲜花分立马路两侧，领导人偶尔还会下车互动。这里，是杭州当之无愧的门面。

　　沿解放路由东及西，过中河路后，进入官巷口范围。在解放路与中山路的西北拐角处，有新建1200余平方米的奎元馆，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性面馆，西南拐角处是杭州最大的综合食品商店，南北干货、茶食糕点、土产蜜饯等各类食品啥都有，婚嫁的要去这儿买桂花糖包喜糖，意为“早生贵（桂）子”；小伢儿总缠着大人去称一袋子动物饼干，兜里揣个几块，最好的朋友才会分他一只“小兔子”。

　　三层五开间转角大楼，层高很高，一楼是骑楼，粗壮的欧式石柱。正大门开在拐角处，进深很深，走上两三级台阶，还要再走两三步，才算进了大门。地是水磨石，窗是两扇八格，楼梯的每一阶边沿都包着考究的铁皮……

　　除了新华书店，官巷口一带也有很多古旧书店，是书商和藏家聚集之地。杭城藏书家众多，古书业向来发达，多年的战争又使很多书籍流散于民间。

　　其实，抗战胜利后，杭州城里的古书业就兴盛一时，美国燕京大学、哈佛大学通过上海书商，来杭州收购古旧图书，凡大部头的都要，家谱、族谱也在列。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古旧书店店主为拓展业务，还亲自编印书目，派发给藏书单位或个人。

　　1954年，北京大学教授郑炳纯路过官巷口一带的古旧书店，从老板严宝善手中买下鸳鸯蝴蝶派陈蝶仙写的《拱宸桥踏歌》。

　　“沉香香来十里长，檀香香来十丈长，一切兰香桂香梅菊香，总勿及姑苏青阳地个花韵香。”《拱宸桥踏歌》记录的是清末发生在杭州拱宸桥的“风花雪月”。

　　1990年，严宝善北上，重新找到郑炳纯：“这本书写的是以前的杭州，你能不能重新卖给我，我把它带回杭州。”

　　上世纪80年代，陈天（化名）每个星期天都要坐151路，从米市巷到官巷口来买书。

　　书店规模很大，一楼是文艺书籍、科技书籍，楼上是教辅。小陈乐此不疲地赶路，图得无非是书多而全，而且全部开架，想抽哪本抽哪本，能耗掉小半天。

　　出了书店，就去看看隔壁太平洋电影院的排片，瞅瞅能不能买到一张下周日的票。杭州不是只有这家电影院，但小陈记得，太平洋是当时杭州城里最大的有立体声宽荧幕的电影院，国产的、国外的电影排片都很多。

　　父女俩一个进了新华书店，一个进了对面的少儿书店。当时，解放路新华书店附近，有外文书店、科技书店等等专业书店，原来的中华书局位置变成了教育书店。

　　少儿书店里的书涵括了低龄段到学龄段的，有折页的绘本，也有成套的《十万个为什么》，小李觉得比泡小人书摊爽多了。父女约好差不多时间离开，走之前再去综合食品商店称点特级话梅，这味道最厚最正。

　　解放路新华书店前，也常常排长队，买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教辅，当时的年轻人渴望考上大学，一次考不上就复读，或者考电大，再不济也要读个夜校，有张正规文凭，所以一有教辅上市，抢得最凶；还有一种是每年跨岁之时，大家蜂拥买台历、挂历，外国明星、世界风光主题的总是最先卖空的，自家的，送人的，给亲戚带的，都要盘算好。

　　从什么时候起，官巷口不再是杭州人或者来杭州的外地人必打卡处？有人说，是上世纪70年代末。但在很多杭州人心中，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庆春路购书中心开业前，官巷口还是市中心的代名词。

　　有个形容，杭州城市的生长，就像“摊大饼”，自南向北，再向四周扩散。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起，城市中心已在逐渐北移，但去一趟官巷口还是叫“进城”。是啊，到了官巷口，就是进了城，就能满足各种的需求。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外扩，不同区域的功能配套逐渐完善，甚至慢慢成为一座城市独特的存在，那么官巷口也可以荣退了，它可以和清河坊四拐角说说悄悄话，摇摇蒲扇，细数记忆中的繁华。